“殿下、下官以为,水泥路应当用在更需要它的江南之地!”
“陛下,殿下,臣附议……”
“陛下,殿下,臣等附议。”
当朱由检说要把水泥用在一京十一省的时候,大量江南官员坐不住了。
他们之中不止是浙党人士,还有东林、齐王党。
这些人一站出来,庙堂上瞬间就站出来了近四分之一的人,由此可见江南势力有多大。
事关自己的名声,以及是否能讨好下面的士绅,惠利自己的家乡,容不得他们不站出来。
这种局面下,按道理来说一京十一省的官员都应该站出来反驳才对,但他们并没有。
相反不等他们站出来,许多官员便也跟着站出来作揖道:
“殿下,最需要修路的实际上是湖广、江西、山东……”
“下官附议,最需要修路的是湖广、江西、山东等纳粮大省。”
“湖广、山东、江西,南直隶,北直隶,浙江……这可都是我朝赋税大省,理应先满足它们才对。”
湖广、山东、江西等地的官员跳了出来,这么一来,朝堂上站出来的人接近五分之二。
作为浙党领头羊的姚宗文虽然惧怕朱由检,但面对此情此景,他还是忍不住说道:
“殿下,先不说别的,单单说赋税。”
“去岁南直隶上缴田赋五百七十万石,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四百二十余万两,占据我朝五分之一的赋税。”
“再说浙江,去岁上缴田赋三百二十五万石,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二百一十五万两。”
“再说江西,田赋四百零六万石,各税入银二百二十九万两。”
“还有山东、湖广、山东,山西,河南……”
“这一京七省,占据我大明六成赋税,其次才是旧港、辽东、陕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河西、广西、北直隶、云南、贵州等一京十省。”
“至于朵甘和瀛洲、交趾三省,户部暂时没有统计。”
“由此可以看出,我朝若是兴修省道,完全可以先修占据赋税六成的一京七省,以及国朝所在的北直隶。”
“至于灾民,他们则是可以先对原先的官道修葺,等到朝廷先满足了这两京七省,再修建这十三省之地。”
姚宗文的话,如果单纯经济角度来说,那自然是先对两京七省修建更好。
因为两京七省的省道修建,可以让地方赋税的损耗降低。
这么看来、朝廷减少了损耗,官员拿到了名声,地方士绅和百姓享受了福利,似乎是一件一举三得的好事。
然而朱由检要修一京十一省的省道,不仅仅是为了这简单的赈灾,他的目的是要均贫富。
“单以赋税来论,自然轻松……”
朱由检没有发火,而是心平气和的对着跳出来的百官们说道:
“然而国朝要做的,不是以赋税,贫富来论高低,而是要均贫富,实现天下大同!”
朱由检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,因为他把“天下大同”搬出来了。
天下大同,这可是儒家宣扬“人人为公”的理想社会,也是古代儒生的基本思想底框。
“天下”是古人对世界的表达;“大同”出自《礼记》,指没有差异、没有战争,是“仁”的最终归途。
可以说,早期的儒家,是第一个提出共产和均贫富思想的学派。
只是老子英雄好汉,儿孙蝇头苟利。
现在的人把“天下大同”忘却的一干二净,只知道盯着那一点蝇头苟利,趴在朝廷背上吸血,弄得贫者越贫,富者越富。
朱由检扫视着百官们,见暂时没有人跳出来,他转身对正在龙椅上打盹的朱由校作揖上疏道:
“陛下,诚然如姚都给事中所说,我朝两京二十省中,一京七省占据了朝廷的六成赋税,而其余一京十三省只贡献了四成。”
“这其中,尤其以北直隶、四川、福建、云南、广西、河西、贵州、朵甘最为严重,这一京七省,不过占据了朝廷一成赋税的缴纳。”
“可是,从赋税来看,这不证明了,大明眼下的贫富差距极大吗?”
“为何疆域是一京七省数倍的一京十三省,在赋税的缴纳上,会不如对方?”
朱由检说着的同时,也转身看向了百官:
“正因为贫苦,容易遭受灾情、战乱,朝廷才要在这些地方修建省道。”
“至于尔等所提的一京七省,哪个不是靠海靠江?哪个水路不便利?”
“既然水路便利,就先用着水路,让交通更为不便的一京十一省先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梳理交通。”
朱由检用水路和天下大同来反攻文官,只是这道理虽大,可若是文官这样就被说服了,就不会被人称“嘴可杀人”的存在了。
“殿下所言不无道理……”
冯铨站了出来,作揖躬身,似乎很顺从朱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