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城、外廷、文华殿内……
当这三个地名出现的时候,天启二十三年的阁臣已然聚首,而今日已经是九月十七,距离齐王就藩的日子还剩五十三天。
长桌左右,分坐六臣,气氛沉默,直到洪承畴走进殿内坐在主位,凝固的气氛才有一些缓解。
他们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在九月初一,朱慈燃再度根据自己的所需,对大明进行了改制。
这次的改制牵扯到了许多人物,而改制的内容则是内阁和六部彻底分割。
提及内阁制度,便需要提及相权和君权这对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。
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认为:“自古三公论道,六卿分职,并不曾设立丞相,自秦始置丞相,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,虽有贤相,然期间多有小人,专权乱政……”
洪武十三年,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案为契机,下令废除自秦朝以来确立的丞相制度,此后“政皆独断”。
这样的做法加强了皇权,方便集权处理事物,但又容易造成政务集身,使得帝王力不从心的矛盾。
为解决这一新矛盾,洪武十五年,朱元璋设置诸殿阁大学士,收阅奏章,批发文稿,协助皇帝办理政务,但并不参与决策。
到了永乐初年,朱棣继承父志,选翰林院编撰、讲读等入值文渊阁,参与机务,称为内阁,内阁制形成。
此时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,内阁大学士官品也较低,仅为正五品,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算太高,内阁也仅相当于皇帝的顾问。
不过随着王朝逐渐稳定,每天需要处理二百多件奏疏就几乎耗空了皇帝的大部分精力。
加上明初皇帝还需要每天要上朝三次,因此除太祖朱元璋、朱棣身体素质较好外,其它子孙后代的身体素质只要稍差,并且与勤政挂钩,那必然难以长命。
勤政的皇帝活不长,活的长的不是长期不上朝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直接导致的就是明代少年皇帝极多。
如朱祁镇、朱厚照、朱翊钧、朱由校、朱由检等人便是如此。
主少国疑,因此在皇帝年幼的时候,内阁往往会代理皇帝处理国家事务,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掌握较大的权力。
不过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,仅仅只是备顾问。
至于朱棣,他虽然在即位后恢复了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,但是首批阁臣都不是以殿阁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阁的,而在进入内阁之后,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阁臣升至某殿或者某阁大学士。
他们一开始只是以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,谓之内阁,渐渐至学士及詹事府等职务,权力并不算大。
内阁的权力,是自洪熙元年以后辅导任重,加升至师保及尚书、侍郎、卿使,仍兼学士、大学士。
不过朱棣设立内阁开始,并非所有的得阁臣都能够获得某殿或某阁大学士的头衔。
期间如解缙、胡俨、马愉、曹鼐、苗衷、尹直等阁臣终身没有得到殿阁大学士的头衔。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成化末年,基本明代的三分之一时间,也是皇权较大的时候。
这样的内阁制度有好有坏,好处是分担皇帝行政压力,履行中书宰相部分职能。
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后,皇帝兼理相职,这中间的任务繁重是不可想象的。
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皇帝需要大量的投入精力到其中来,而内阁利用票拟、制诏敕等权利,假皇权指挥各部院,事实上在履行部分中书宰相的责任,使得政府能够运转起来,同时也没有违背《皇明祖训》。
等到宣宗后期的“条旨”制度出现,内阁发挥了“参断机务”的作用,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的角色。
英宗即位以后,中外奏章皆委内阁签办,事务的决定全力在内阁手上,有助于皇帝减压理政。
内阁制的存在,可以说强化了明代的君主专制,毕竟从废除宰相以后,六部分理庶务,大事由尚书主持的廷议决断。
但是内阁制度形成以后,首辅依靠皇帝来指挥六部,六部的权利渐次遭到侵蚀。
由于内阁只能依附于皇帝,因此扩大内阁的权利,也是在扩大皇帝的权利。
政治其实就是循环,废相后,政治斗争持续在中外朝、皇帝与内阁、内阁与六部、皇帝与中朝等等之间交错其中。
但是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,皇帝大多是处于掌控者的角色。
直到弘治年间,庙堂上突然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开始,这种局面才被打破。
弘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