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在这边，永远在这边，无论她怎么伸出手、踮起脚，都够不到那边。

        余艺就是那个她想成为但永远成不了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会用沉默让对方猜，用暗示让对方推演，用“没关系”来表达“很有关系”，用一种看上去完全不费力的、自然而然的方式，让对方主动走到她想要他们去的位置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的世界里没有“我应该”这个词，只有“我要”和“我不要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旁边坐着一个女孩，穿着一条粉色的裙子，发上别着一个蝴蝶结发卡，手里拿着一包薯片，一片一片地往嘴里送，吃得满手都是碎屑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样的父亲，他们会蹲下来给女儿别好发，会在包里装上一瓶水，会用那种温柔的、没有攻击的、不需要回报的方式去爱。

        余艺和她是一枚币的两面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以为那是一种表演，一种在公开场合给别人看的、用来证明“我是一个好爸爸”的表演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因为心，不是因为可怜，不是因为那些被她压在心底深的、不知该怎么命名的情感在某个不设防的瞬间涌上来淹没了她的理智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只有那个掀翻桌子、把的汤泼在她手臂上、在她把打工挣的钱摞在茶几上说“这是你养我十八年的钱”时出那副松了一口气的嘴脸的男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在那面，他在另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渴望成为那个穿着粉色裙子、发上别着蝴蝶结、被父亲蹲下来系好鞋带的女孩。但她不是。

        杜笍从来没有那样活过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她长大了，才知那不是表演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会说“我需要你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人要对一个小孩那么好，不理解那种蹲下来的姿势、那种往手里水的动作、那种笑着说“别忍着”的语气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不需要算计任何人，不需要在任何人的面前上一张“我很好”的面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是因为她在折磨他的同时，也在折磨那个她永远成为不了的人。

一杯温水。她在他发烧的时候甚至想不起来要给他上镣铐——那种刻意的施行为被彻底抛到了脑后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对家里人甩脸色，对下人摆谱子，对杜笍发脾气，他的每一次愤怒、每一次委屈、每一次不满都被他毫无保留地、理直气壮地、像扔垃圾一样扔到别人脸上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个女孩的爸爸在运动会开始前来了，蹲在她面前，给她把蝴蝶结重新别好，从包里拿出一瓶水进她手里，说“渴了就喝，别忍着”，然后摸了摸她的，笑着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只是没有那样的父亲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是她上小学的时候，大概七八岁，学校里举办运动会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坐在场边上的小板凳上，等着自己被叫到名字去参加比赛。

        杜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对他下不了狠手的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连表达需求的方式都是迂回的、计算的、经过密设计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不会在任何人的面前出“我需要”这个姿态，因为“需要”意味着脆弱，脆弱意味着把刀递到别人手里，而她的整个成长经历都在告诉她一个理：不要给别人递刀。

        杜笍看着那个画面，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感觉不是羡慕，而是困惑。

        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、由无数个“我应该”和“他不需要”铸成的边界线。

        余艺就是那个女孩。

        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不依靠任何人，因为依靠意味着失望，失望意味着受伤，受伤意味着她又要在深夜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，哭到没有力气出声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想哭就哭，想闹就闹，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，不想要什么打死都不碰。